二十四史的修纂，其史料主要来源于当时最权威、最齐全的宫廷藏书阁、档案馆，多数是第一手的资料，有的修史人员还是所修史书时代的亲历者。很多修史人员有优良的家风传承和深厚的家学渊源，属于文化（史学）世家。二十四史名为正史，并非浪得虚名，最大限度地汇集了当时的重要史料，是所在时代的典籍精华。不能用后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苛求过去的人和事，也不能片面地认识过去的人和事。多数正史都成于众家之手甚至是当时的顶级名家之手，非一般学识者所能比肩。况且经过短则数百年、长则两千年的岁月洗礼，能够流传下来并崇为正史，本身就体现出其非凡的价值。而那些存在诸多问题的史书，已经逐步淘汰并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中。正史可谓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座经典文化宝库。

1.《史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深谙历史，通晓天文地理、诸子百家。司马迁10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籍，后来又向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向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掌握了先秦诸子的思想精髓。20岁以后，司马迁到全国各地游历考察，寻访文化遗迹，了解民情民俗，增加了丰富的知识积累。司马迁任太史令后，“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查阅记录朝廷藏书、资料），着手撰写工作。司马迁坚持写作近20年，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史记》写作。

2.《汉书》。史料主要来自司马迁的《史记》、班彪为《史记》作的65篇《后传》、班固在任兰台令时收集的材料、班昭和马续增补的材料。班彪是班固和班昭的父亲。班昭等人续修时地点在东观藏书阁，这是当时最大的资料来源场所。

3.《后汉书》。范晔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听《谷梁传注疏》就是以此为基础写成的。范晔之父范泰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东汉官修史书，是范晔修《后汉书》的重要资源。其中《东观汉记》是最重要的一部，此书始于明帝之时，此后历代皇帝时陆续修订，材料来源有历朝的起居注、注记、文书档案、功臣功状、前人的旧闻旧事和私家著作等，是东汉史料的总汇。三国吴谢承《后汉书》、晋华峤《汉后书》、晋袁山松《后汉书》、晋司马彪《续汉书》、晋袁宏《后汉纪》等作，都是当时流传的记载东汉历史的重要史书。范晔之前陈寿《三国志》已成书，有汉献帝时期的东汉史料。后汉人的文集也有很多流传于当时。撰写《后汉书》可以利用的史料相当丰富。今所见《后汉书》中的八志30卷，是南朝梁刘昭在为范晔书作注时，从晋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八志补齐。司马彪是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司马彪“少笃学不倦”，成年后“专精学问，博览群籍”，从事著述。《晋书》卷八十二本传说：“汉氏中兴，迄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4.《三国志》。作者陈寿师从于谯周，擅长文学和史学，后任蜀汉观阁令史。到西晋任佐著作郎、平原侯相，发愤读书和著述，撰写《益都耆旧传》十篇，又编辑《蜀相诸葛亮集》。迁著作郎，负责修三国史书。陈寿撰写《三国志》之前，魏吴两国的史学家已经修撰本朝史书。魏国有王沈的《魏书》四十余卷，另有鱼豢的《魏略》八十九卷。吴国有韦昭的《吴书》五十五卷。陈寿把这三部史书作为主要依据，特别是鱼豢的《魏略》记事详细。由于蜀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所以蜀国史料较少，在《三国志》中，只有《蜀书》的份量最少。谯周对陈寿的影响很大，谯周出身经学世家，耽古笃学，精研《六经》，陈寿称其为“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扬之规”，是一位渊博通识的学者，曾著有《古史考》二十五卷等。陈寿也曾著有《古国志》五十篇，后来又致力于收集蜀国的史料，约经十年写成《蜀书》。

5.《晋书》。晋及晋以后五代的史官学者，曾以不同方式记载有晋一代历史，到唐初修史时尚存“十八家晋史”，但内容很不完整。如陆机的《晋纪》、干宝的《晋纪》、习凿齿的《汉晋阳秋》，王晋、虞预、朱凤和谢沈等人的《晋书》，何法盛的《晋中兴书》、邓粲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王韶之的《晋纪》、檀道鸾的《续晋阳秋》、郭季产的《续晋纪》都详纪东晋，或兼记二代而不全面。其中沈约的《晋书》有一百多卷，可惜亡佚不传。只有臧荣绪的《晋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志、传百一十卷”，内容完整。唐修《晋书》即以其为蓝本。另外，晋代每一帝都有《起居注》；同时还有十六国国史，这些都是撰写晋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6.《宋书》。作者沈约父亲沈璞，刘宋时曾为淮南太守。沈约少年时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沈约著《晋书》苦心经营二十余年。沈约曾入直永寿省，校勘四部图书，后奉敕修齐国史，藉其经历与所接触的史料，撰《齐记》二十卷。沈约一生编撰出四部史书，合计二百五十四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奇迹。《宋书·本纪》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南朝刘宋的国史。另外有司马彪的《续汉书》《晋世起居注》《宋起居注》等书籍。其中志部分多在何承天、徐爰国史旧志的基础上经过多年补缀而成。

7.《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是萧道成孙子，齐武帝是其伯父，其父是齐朝的重臣豫章王萧嶷，作者本人也身历齐朝。南北朝时期修史之风很盛，每个王朝都在政权建立之初就设置史官，编写本朝或前朝的历史。如齐朝建立的第二年设立史官，由檀超、江淹等修国史，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又命沈约修《宋书》。萧衍建梁的第一年，就设置著作郎、佐著作郎、撰史学士等国史史官，搜集整理史料，天监九年（510年）又命周兴嗣佐撰国史，还命吴均等人修撰一部六百卷的《通史》。萧子显先后撰有《后汉书》一百卷、《南齐书》五十九卷、《晋史草》三十卷，其弟萧子云也撰《晋书》一百零二卷。《南齐书》的史料除了萧子显自己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外，大部分史料来自檀超与江淹的国史、沈约的《齐纪》、熊襄的《齐典》、吴均的《齐春秋》等书。大约在梁天监十三年至普通七年（514-526年）之间，萧子显修成《南齐书》。

8.《梁书》。作者姚察、姚思廉父子历梁、陈、隋、唐四朝，凡70余年修成。姚察为“儒者所宗”，梁元帝时任著作郎，奉指撰修国史。入陈后奉敕修撰梁史。入隋后隋文帝委以“敕成梁、陈二代史”。姚察死后，姚思廉继其业。姚察所纂二书未竟之稿，到唐代仍藏于内殿。姚察历仕陈、隋、唐三朝，隋炀帝时续修其父二史。唐贞观三年，开馆修五史，姚思廉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正月完成。唐代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中说，梁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等人相承撰录梁史，已有百卷，惜在梁末已有散佚。陈时，何之元和刘璠撰《梁典》三十卷，又不完备，姚察“有志撰勒”，“加工于前人所未完者”。可见上述著作都是姚氏梁、陈二书的基础。此外《隋书·经籍志》记载到隋代时，梁史仍保留不少，如谢吴的《梁书》四十九卷、许亨的《梁史》五十三卷、何之元的《梁典》三十卷、刘璠的《梁典》三十卷、姚勖的《梁后略》十卷、梁萧韶的《梁太清纪》十卷、萧世怡的《淮海乱离志》四卷；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三卷，谢昊撰《梁皇帝实录》五卷，刘仲威的《梁承圣中兴略》十卷以及无名氏的《梁帝纪》七卷、《梁太清录》八卷烟、《梁末代纪》一卷；萧大圜的《梁旧事》三十卷。还有梁代所留的起居注，有《梁大同起居注》十卷等。这些资料经过姚思廉的“编次笔削”，遂成《梁书》。

9.《陈书》。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成书于唐贞观十年。《陈书》的史料来源有二：一是陈朝官府档案，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陈《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陈《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二是编撰成书的史料，如顾野王的《陈书》二卷、傅縡的《陈书》三卷、陆琼的《陈书》四十二卷。刘知几的记载表明，陈时曾修国史，留传到唐的有顾野王、傅縡所写武、文二帝纪，陆琼续撰诸篇。姚察所撰陈史对陆、顾、傅三家著作删节、条贯而成，现存《陈书》三十六卷中，只有《高祖本纪》《世祖本纪》的论是姚察写的，其余的工作主要是为撰写陈史做准备。姚察死后，姚思廉博访续撰。

10.《魏书》。作者魏收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曾任邓渊为著作郎，负责撰写《国记》（又名《代记》），《国记》只有十余卷，只是一个编年体的大事记，截止于太宗明元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命崔浩和高允等续撰编撰体《国史》，成书三十卷。此书于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刻成石碑，公之衢路。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又任命李彪和高祐为史官，再度撰修国史。李、高等人把成帝至于太和年间的历史改写成纪传体史书。此后，又有邢峦与崔鸿等人，先后编写高祖孝文帝、世宗宣武帝和肃宗孝明帝三朝的起居注。到孝庄帝建义初（528年），又任温子昇为南主客郎中，撰修起居注。同年九月改元永安，温子昇又撰《永安记》三卷。此外，还有元晖业撰写的《辩宗室录》四十卷。北齐文宣天保二年（551年）任魏收以中书令兼著作郎撰修《魏书》时，前人已经为他做好了绝大部分的史料准备。此外，北魏后期崔鸿撰有《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又序例、年表各一卷，也为魏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11.《北齐书》。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下诏编魏、周、齐、隋、梁、陈六代史书，其中齐史由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秘书书丞魏征等负责，编史历数年并未完成。贞观三年，李世民专设机构编纂梁、陈、齐、周、隋五朝史，命李百药负责北齐史。李百药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兼采隋代王劭《齐志》和其他史作，扩充改写，贞观十年成书。《北齐书》的修纂，经历两代人、三个王朝、约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从唐代中叶以后逐渐残缺，到北宋初，李百药的原文仅存十八卷，其余各卷是由唐以后人增补。

12.《周书》。《周书》主要成之于令狐德棻一人之手，岑文本写了《周书》的史论，崔仁师做了一些辅助工作。令狐德棻出生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李渊称帝后，秘书丞令狐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共同参与编写《艺文类聚》。637年，令狐德棻修成《周史》，同年又写成《大唐新礼》（即《贞观礼》），接着又撰写《氏族志》。贞观十八年（644年）参加修《晋书》，制定体例，撰《序例》（今佚）和多人的纪传。接着又修国史（唐代历史）与《五代史志》（即《隋书》的十篇史志）。曾主编《太宗实录》和《高宗实录》，还支持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一生献身史学，勤奋著书，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他有密切关系。

13.《隋书》。是唐朝所修八史中最杰出的一部。隋史先由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主修，没有修成。后由秘书监魏征主修。令狐德棻对所修五史“总知类会”，协调其内容和体例。隋朝十分重视收集图书。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奏朝廷，分遣使者，搜访异本。隋朝秘书省下有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设官负责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太史曹负责记载和观察天文、历算。著作曹还有史馆，修国史，记载皇帝的起居。同时内史省起草诏令，保存了大量诏、诰、文书档案资料。隋朝的一些官员和文人学士，依据所见所闻，记述了不少隋代史事。隋代例禁私人撰史，王劭著《齐书》被收入朝廷，隋文帝任之为著作郎，修起居注，并修《隋书》八十。唐修隋史大量采用或抄录王劭的原始资料。

14、15.《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在贞观初年曾协助中书侍郎颜师古和给事中孔颖达做些古籍“删削”工作，因此有条件看到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后参与撰修《晋书》。撰写《太宗政典》三十卷。随后又参加《隋史》十志的编写。通过这些研经、修史的工作，熟悉了修史的体例，并为他撰写南北二史准备了材料。李延寿之父李大师省有著述之志，披览宋、齐、梁、魏四代的史书，收集史料。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在唐初成书不久，李延寿在宫廷中应能看到。李延寿因参加《五经正义》的“删削”工作，因“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采之”。在参与修撰《晋书》时，“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贞观十七年参加《隋书》十志修撰，《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都已相继修成，当时合称五代史，但因为无志，故未公布，李延寿因“遍得披寻。时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无力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又于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前后经过十六年，终于修成南、北二史。

16.《旧唐书》。后梁时就准备修唐史，开始征集唐代知名人士的家传，抄录武宗以后的公文、奏疏。后晋时正式组织纂修唐史。唐朝从李世民开始，就设置了修本朝史即国史的机构。二百多年间，逐渐形成了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资料系列，即皇帝实录和本朝国史。五代时修撰《旧唐书》的史料依据，主要就来源于唐代的这些国史、实录等。此外，有关“礼乐刑政”的各种典志、大臣奏议、诸人文集，以及杂史、小说，凡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史料，《旧唐书》纂修者都曾采摭过。唐朝已经编定的国史到肃宗为止，实录则从宣宗起就没有修成或根本没修，武宗实录只残存一卷。编修时赵莹提出，凡是参加过修纂宣、懿、僖三朝实录的人的子孙，或者他们的门生故吏，以及其他人士，无论谁能把这几朝的实录（包括残缺不全的资料）找出来进献，就可以破格授职。又因为昭宗、哀帝时根本未及修史，更需要广泛搜集资料。

17.《新唐书》。北宋中期时，五代纂修《旧唐书》时的唐代基本史料实录、国史尚在，同时有了更多的文献。其中北宋宋敏求有两个系列的著述，为修撰《新唐书》提供了取材的基础。一是搜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续成《唐武宗实录》二十卷、《唐宣宗实录》三十卷、《唐懿宗实录》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唐僖宗实录》三十卷、《唐昭宗实录》三十卷、《唐哀帝实录》八卷。这样，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渊至哀帝李柷，有了一个完整的史料系列。二是唐代帝王“训词诰命”的积累，编为《唐大诏令集》五十二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奏请派吕夏卿赴西京“检讨”唐至五代的的“奏牍案簿”，即档案材料，在《新唐书》中当有采撷。《新唐书》在史料使用和鉴别方面，有如下特点：一是以金石铭刻参验文献记载，特别是尽可能以碑碣校改。欧阳修是金石大家，以金石铭刻“参验”文献记载的作法，是他的一项重要贡献。二是重视利野史、笔记。宋祁本人著有《笔记》三卷，分为释俗、考订、杂说，前两卷辨证名物音训、文章史事，后一卷为随感、语录。吕夏卿更是“博采旁记杂说，几数百家”。由于史料来源的广泛，《新唐书》的记事内容比《旧唐书》更为充实，曾公亮说《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18.《旧五代史》。五代十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沿袭和效法唐代，虽然战乱频繁，但统治者对于修史都很重视，各朝以宰相监修实录、国史，选精通史学之臣任修撰事。在当时，梁、唐、晋、汉、周五代实录俱全，共计三百六十卷。这些实录是根据“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档案资料荟萃而成的，采用编年、纪传等体例编写，是宋代编修五代史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北宋以后，五代实录荡然无存。另外，后唐长兴四年（933年）进士范质历任五个朝代的官员，入宋加侍中，登相位，为太子太傅，进封鲁国公。宋太祖建隆年间为昭文馆大学士。因见三百六十卷的五代实录太烦琐，于是编撰了一部贯通五代历史的实录简本《五代通录》。自梁开平年起，止于后周显德年间，跨五十三年，共六十五卷。《五代通录》是《旧五代史》的写作蓝本。《旧五代史》的作者薛居正，是后唐清泰初进士，在后晋、后汉、后周均任职，北宋初年任户部侍郎，乾德初封兵部侍郎，以本官参知政事，开宝五年（973年）主持编写《五代史》。参与《旧五代史》编撰的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人，多是五代旧臣，有的是各代制定典章制度的主要参与者或制订者。

19.《新五代史》。《二十二史札记》认为欧阳修所修《旧五代史》，多取材于薛史，但采征广博，并不专门依据薛史所载。五代各朝史料还都存在，可供欧阳修发掘使用。《旧五代史·郭崇韬传》中的记载，说明欧阳修看到的还有宣底一类的原始记录。欧阳修主修《新唐书》所用的大量史料，同时也成为编撰五代史的资源。欧阳修还适当采取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旧五代史》所缺的史实。他还注意收集家传资料，如他在《王彦章画像记》中提到，访得“公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新五代史》从景祐三年（1036年）开始写，初稿成于皇祐五年（1053年），后来与曾巩讨论之后，对全书包括注文作了系统的修改，到嘉祐五年（1060年）修改完成，前后历时二十四年之久。由于此书为其私人所修，欧阳修死后，朝廷征其书，于熙宁十年（1077年）颁布，与薛史并行。

20.《宋史》。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时，当时保留下来的宋代官修史书，有“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还有理宗日历二三百册，实录数十册，度宗日历若干册。至正年间正式纂修宋史时，又在江南等地购求残缺的官修史书和野史、传记、碑记、行状等。在史料处理上，《宋史》的编纂准《春秋》史例，疑事传疑，信事传信，不以己意妄加窜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原始史料的真实性。

21.《辽史》。辽代早在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建国以后，就在朝廷设置监修国史官，并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记载皇帝的言行和辽朝的重大事件。辽代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纂修呈进《实录》的工作。金朝建立以后，曾两度纂修《辽史》，均未曾刊行。元修《辽史》是在前代编写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的，主要依据的史料有：一是耶律俨的《辽实录》七十卷，依据辽朝的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编纂而成。二是陈大任的《辽史》。三是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又称《契丹志》《辽志》）。

22.《金史》。主要取材于《金实录》，但对于其中的某些记载未作应有的考察或考证。《大金国志》记载有金朝历史，但其所采的宋人著述，多属“稗官小说”，未被《金史》修史者所用。宋人所记大都是自己所亲自经历之事，多属于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材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清人施国祁在《金史》考订中成就最为突出，积二十余年之功，读《金史》十余遍，悉心考证、校订，撰写成《金史详校》十卷。

23.《元史》。《十三朝实录》是《元史》之本纪、列传的重要资料。《十三朝实录》是元朝编修的国史。元中统三年（1362年）命翰林学士王鹗集廷臣商议史事，至元元年（1264年）设翰林国史院，置学士，立馆舍，搜访记录先朝事迹，存诸史馆，为编修本国史做了必要的准备。翰林国史院在纂修各帝《实录》的同时，采集编纂了《后妃列传》《功臣列传》，为《元史》本纪和列传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元文宗时编纂的《经世大典》十篇（君职、帝号、帝训、帝系、臣事、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八百八十卷是《元史》之志、表的资料来源。《元史》仓促成书，过录照抄原材料未加熔范，直录原文，而不作加工改写，保留了许多第一手珍贵资料。

24.《明史》。主要以官修的《明实录》、《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邸报等为依据，还从明史籍、明典志、明传记、明杂史等几类史书中提炼取材，其中有大量私人著作。此外，有关档册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都是十分丰富的修史原始资料。私人撰书有邓元锡的《明书》，夏浚的《皇明大纪》，王世贞的《弇州史料》，王禅的《国朝史略》，邓球的《泳化类编》，万斯同的《明史稿》等。明典志包括明朝社会各个领域的内容，如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周子义的《国朝故实》，劳堪的《皇明宪章类编》，徐学聚的《国朝典汇》，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邓士龙的《国朝典故》，俞汝揖的《礼仪志》，刘维谦的《大明律》，李贤的《大明一统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崇祯历书》等。还有曹学佺的《一统名胜志》，黄训的《名臣经济录》，徐一夔的《明集礼》，张朝瑞的《明贡举考》，王在晋的《通漕类编》，杨宏的《漕运通志》，史起蛰的《两淮盐法志》，朱廷立的《盐政志》，周梦的《水部备考》，沈启的《南船纪》，陈龙正的《救荒策会》等。清朝顺治二年下诏修明史，修史人员洪承畴等是明朝降臣，多有顾忌；冯铨在明末侧身阉党，参与杀害东林党人杨涟和熊廷弼，修史时在皇史宬看到天启四年纪事的内容，含有对自己不利的记录，窃走了《天启实录》的一部分，造成史料的残缺。